五大因素造成邪教的传播

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是邪教产生的历史原因。“‘不信科学信巫神，不盖小学盖庙堂，不办文化修祖坟，不进医院求神灵’的思想自古有之。”李安平说，“而今天，各种现代迷信活动，不仅在农民之间盛行，就连一些公职人员也难以避免。

每当社会活跃，或有震荡、变革之时，一些封建迷信沉渣就会泛起，给邪教以可乘之机。”一些反传统、反社会和反政府的人便趁机自立为邪教教主，拉帮结伙，甚至勾结黑社会来壮大势力。他们为了蒙蔽群众、谋取私利，打出宗教的旗帜，给自己的头顶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

经济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邪教产生的时代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部分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使一些人产生了今不如昔的错误认识。过去计划经济或传统社会的模式给他们提供的规范或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即“失范”。“失范”引起社会心理的普遍性“失衡”，“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失范”。

特别是底层弱势群体，在身心受到挫折时，精神的天平开始向宗教或准宗教倾斜。而一些富裕起来的人，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精神世界空虚等原因，向非理性组织靠拢，追求超常的心理体验。邪教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适时扯起宗教自由的大旗，打着正规宗教的幌子，散布歪理邪说。

例如，邪教组织散布“世界末日论”“道德堕落论”，法轮功打出“真善忍”“强身健体”等招牌。“呼喊派”骨干吴扬明则利用《圣经》中“被立”一词，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只有信‘被立王’才能得救”。

而邪教和科学联姻，更增加了对人们的迷惑性，这是邪教产生和传播的心理原因。李安平说，当现代科学对许多自然现象目前还无法解释、对一些疾病无法治疗时，有些人就求助于神。邪教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大肆宣扬特异功能、包治百病等，欺骗群众入教。

“这其实就是成年人的‘巨婴现象’。”王清淮告诉记者，邪教所谓的“教义”荒诞不经，连3岁儿童也骗不了，所以他们不骗儿童，专骗那些智力正常的成年男女。“婴儿体型巨大，不是营养过剩，而是营养不良，毒奶粉喂出‘大头娃娃’，毒思想滋生出邪教教徒。当‘婴儿’习惯了吸收含毒的滋养品之后，对正当的、正常的营养物质一概排斥，有些人因此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邪教得以生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困难。李安平向记者介绍：“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对人的管理主要是单位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人员的流动性、个体性不断扩大，‘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相应的社区建设、人员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员的管理则很薄弱。”李安平说，很多邪教组织被取缔之后，改个名字就从头再来，打着宗教名义非法传教，处理起来很困难。

此外，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使处理邪教工作更加复杂。当今，活跃在我国的多个邪教组织，都与境外势力有关。如新约教会、观音法门、统一教、灵仙真佛宗等组织本身就是境外传入我国的邪教组织，他们打着各种幌子对我国进行渗透。西方国家还经常利用邪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

“每当我国加大对邪教组织处理力度的时候，也是西方指责我国人权问题声音最多的时候。”李安平说，“这些社会环境下的复杂因素，都决定了我国与邪教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区别正规宗教与邪教?李安平认为有5个标准：第一，受我国宪法保护的、公民可自由信仰的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均在规定宗教场所内开展活动，但邪教往往采用地下家庭教会的方式传教;第二，正规宗教崇拜的教主都是观念性的人，而邪教一般是崇拜活着的教主;第三，正规宗教的教义是传统的、经典的，邪教往往是篡改部分正规宗教教义;第四，正规宗教不强制捐赠，而邪教为传教大肆敛财;第五，正规宗教不危害社会稳定，邪教教义、思想都与现实社会和政权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