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激增：优势还是劣势？

预计下个月中国将有700万大学生毕业，数量空前，超过15年前的7倍。对于数百万为孩子付出了金钱和心血的家庭来说，这让他们实现了梦想;对于领导层来说，这为实现“中国梦”——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国家，提供了支撑，因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科技更加先进的经济体转变;对于西方来说，这引发了保持竞争力的担忧。然而，事实上，毕业生人数激增更可能会加剧不公平感，而非被视作一项优势。

高校急速扩张已经导致应届毕业生供给很快超过了需求。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应届毕业生失业率飙升至16%，为整体失业率的4倍，而他们获得的工资溢价却下降了19%。在一些地方，半熟练工人的薪酬超过那些从事专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的薪酬。

在其他国家，单这种发展机会的不足就已经造成了社会不安。美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比全国平均失业率高出30%，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埃及和突尼斯的形势则更为严峻。在每个案例中，应届生困境都催生了不公平感，并且促成了由学生主导的抗议。

但是在中国，部分人为了在雇主跟前脱颖而出，所使用的手段让失业大学生变得更加焦虑。拥有优越社会关系官员的亲属往往能找到工作，因为企业希望跟他们的家族建立“关系”。然而普通应聘者想要脱颖而出却很困难。

在1990年代，拥有关系并没有如此重要，那时由于大学生数量有限，几乎所有毕业生都有就业的保障。然而随着就业市场恶化，“关系”变得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大学生成为共产党内部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被视为能增加求职的砝码。如今入党学生比例也从1990年的不足1%提高到了11%以上。

这个问题还延伸到了关系之外，同样关乎资源获取。求职者为了得到公务员职位(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被迫送礼。这样的报道广为传播，助长了不公平感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得以通过出国留学脱颖而出，仅去年一年就有40万人，然而这种策略只适用于那些少部分能支付起西方国家学费的条件优越的人。

即便是拥有高技能、高学历的人群，他们对关系和家庭财富的依赖也在不断增加，这降低了人们的公平感。尽管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由等级结构主导，但传统上，教育一直是精英化发展的一种可靠途径。而现在连这条途径也在消失。

抑制这些腐化行为有赖于为中国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经济机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除境内迁徙限制和那些青睐工业多于服务业的规章制度。这两项政策都抑制了劳动力市场吸收供应过剩的毕业生的能力。

美国的年轻毕业生哪能找到工作就去哪找，他们中约一半人居住在出生地之外的州，这使得他们的流动性很强。相比之下，在中国，毕业生被死死困在家乡城市或省份，因为户籍登记制度阻止他们流向就业岗位所在地。这导致边缘城市毕业生失业，而那些推动中国经济的大型城市里的重要岗位则无人去填补。

　　中国重视工业超过服务业，为工业用地提供价格补贴，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额外投资将工业用地价格维持在低位。结果是，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商业用地平均价格从工业用地的3倍增加到了近9倍，大幅提高了商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相对成本。由于服务业更加劳力密集型，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员工，这种政策倾斜减缓了为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

尽管迅速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转变的初衷是增强国家信誉，但这项政策却没能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的机会，从而变成了薄弱环节。允许毕业生在全国任何地方找工作和服务业同工业公平竞争对吸收中国大量的高技术人才都大有裨益。此外，近期的反腐行动——为根除大大小小的腐败所做出的努力——应当一并打击就业体系扭曲滋生出的腐败。否则，不公平感不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