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药企在华困难之处

“机场休息室是否配有淋浴?请给我一支烟的时间。”在飞往中国的前夕，默克雪兰诺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葛丽鹤(Belén Garijo)对下属说。依照行程，她必须一下飞机就乘车前往数百公里外的目的地闪电般展开工作—甚至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困倦之时，她最大的奢求是抽一支烟以恢复体力。作为一名医药公司CEO，吸烟却是她最简单的抗压方式。这多少令人奇怪。

“频繁在各国工作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而是一种牺牲。”葛丽鹤对《环球企业家》说。出于工作的需要，她曾在七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工作过。第一次前往美国工作时，她正怀孕七个月。上司对她说，这次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最后，她带着全家连同保姆一同去了美国。现在，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德国法兰克福，只有在假期内才能和分散在美国和西班牙的家人们相 聚。

而就在飞中国前一天，远在西班牙的葛丽鹤和家人们外出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以庆祝她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最佳CEO”奖项—以表彰她在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安万特公司(Sanofi-Aventis)并购健赞(Genzyme)后在西班牙卓有成效的整合工作。

这是一顿难得的晚餐。葛丽鹤点了马德里名吃西班牙炖饭(Paella)。南非美食评论家布伦特·米尔斯曼(Brent Meersman)在曾以“真正的男人做炖饭(Real man cook paella)”为题撰文介绍这道菜肴。

制作炖饭被视作男人的专利?葛丽鹤却不这么认为。在工作之外，她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谈起自己所做的炖饭时满脸骄傲。做饭亦是她的一大爱好。除了炖饭，她也做肉汁火鸡。不过，如果想让她在晚餐时下厨，前提只有一个—家人都在同一个时区内。

困局

日理万机的葛丽鹤面临的棘手问题可不少。制药公司的竞争核心是基础研究和智力资本，其次是临床开发。但在这些方面，她现在领导的公司却曾经一度掉队了。过去十年来，默克集团一直没有新的重磅炸弹药物获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还是2003年获批的癌症药爱必妥(Erbitux)。

在新药研发上，挫败亦接踵而至。之前曾被广泛看好的多发性硬化症药物克拉屈滨(Cladribine)研发失败，与Oncothyreon合作的癌症疫苗Stimuvax也在III期折戟。另一个失败的III期药物则是默克雪兰诺花了5.25亿美元从Threshold获得的小分子缺氧靶向治疗药物TH-302。好在其主要产品包括爱必妥、多发性硬化症药物利比(Rebif)以及促排卵药果纳芬(Gonal-f)销售良好。

但补充产品线的努力屡遭挫折，不仅令公司账面损失惨重，也大大折损了公司元气—在2011年葛丽鹤加入默克雪兰诺之前，正处于转型期的公司两年间经历了四次换帅，而这却让她看到了施展拳脚的机会。“领导者的成长都是在困难时期。”葛丽鹤对《环球企业家》说，“如果没有遇到挑战，我会感到无 聊。”

在2013年就任CEO之前，葛丽鹤曾就任首席运营官，这为其赢得了资本和经验。她重新梳理其研发过程，并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管理团队。她从每年15亿欧元的研发预算中拿出部分用于一些费用分摊的交易，寻找外部投资者负担高昂的研发成本。

例如与CRO公司昆泰达成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以加速临床研究的过程。此外，她还积极需求外部合作项目及并购以扩展其在研产品线。(2013年9月，默克雪兰诺与比利时纳米抗体公司Ablynx合作，为其提供35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

另一个任务则是削减成本，拯救销售颓势。深陷欧债危机的欧洲各国正削减医疗药品开支，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出台的《平价医疗法案》也向制药企业唱起了黑脸，伺机而动的仿制药公司汹汹来袭。为了削减成本，葛丽鹤不得不大幅重组公司并裁员，甚至在2012年关闭了瑞士日内瓦总部。

仅2011年一年，她就实现了约1亿欧元的成本节约。“你必须有一个A计划和B计划。只有计划A而没有备选计划去应对突发情况才是一种失败。”葛丽鹤说。

葛丽鹤将目光投向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上述市场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药品支出的小幅增长亦会改变全球制药业的版图。到2016年，全球药品销售额的30%将会来自于此。艾美仕医疗信息研究所(IMS)数据显示其药品支出有望在未来5年里翻倍，增长额预计会在1500亿美元至1650亿美元之间。

庞大的中产阶级、快速老龄化的人口使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更为强劲。即使如此，空间依然很大。以中国为例，2016年，其药品支出将会达到大约121美元/人，但仍远远低于美国的892美元/人。

默克雪兰诺中国总经理及执行董事安高博(Allan Gabor)认为现在的重组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典型的重组，它更是一种对投资环境的适应。他最终目标是领导默克雪兰诺在2020年跻身为中国前五大制药公司，营业额突破十亿欧元

“作为新兴市场乃至全球医疗产业的发展引擎，中国市场的意义尤为重大。”葛丽鹤对《环球企业家》说。IMS统计显示，2008年到2012年，中国医疗市场保持着火箭般的高速发展，医疗支出增幅达2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放缓，但未来五年在医疗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的医疗水平和支出仍可保持14%和17%的增长，并将在2017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获益于此，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和辉瑞(Pfizer)等跨国巨头在华年增速此前均高达40%以上。

但在中国，这一行业却充满高度不确定性，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复杂性亦令人生畏。在中国，它由多重机构管理，包括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等。这些机构的目标和职责不尽相同。

此外，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和规章仍是未定之数：卫生部尚未从诸多的医改方案中选择和确定最后方案;发改委不定期的药品价格调整，直接影响厂商的利润;药监局的诸多变化和有限的力量，限制众多药品再注册和新药注册的进程。此外，各个省都有不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而且变化频繁。

2013年6月底，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爆出行贿丑闻。这一事件持续发酵，并流传开来。赛诺菲(Sanofi)、诺华(Novartis)、礼来(Eli Lilly)等均被指存在腐败行为。越来越长的指控名单令外资药企高管、投资者和医生都如坐针毡。

受此拖累，葛兰素史克当年在华销售额整体下降29%。即使未遭此类打击，跨国药企在华亦并非顺风顺水。中国在现代医药以及传统医药方面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并且在低成本原料药的全球生产与销售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推高了本土对手的销售额。根据工信部数据，2012年中国医药行业工业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最高的外资药企拜耳(Bayer)排名为第十，利润最高的外企为赛诺菲，排名亦是第十位。

究其原因在于国务院颁布的十二五发展计划已明确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生物农业和生物制造的战略地位，并期望到2015年，国内生物产业产值将超过4万亿元。诸多鼓励中国本土生物制药公司的政策信号，令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以及与中国本土科研合作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